我的六四故事

一九八九年。那年我快十八歲，中五重讀生一名，只因中文不合格。重讀生活並不易過，壓力不比第一次會考少，背城借一的感覺濃厚。四月胡耀邦辭世之時，考試已是近在眉睫。開始的時侯，只當是一般內地新聞來看，雖然我也認為消息本質上並不尋常。到五月，事態己經向不能預知的領域前進。

五月二十日，星期六。父親當夜班後歸家，神色凝重；原來北京戒嚴了。我還記得父親當日的一句話：「李鵬也穿上中山裝來做公佈，大禍必然臨頭。」（註）

五月二十一日，我們一家上街遊行去；這是我家第一次參與遊行。當日的天氣炎熱並無損大家的愛國熱誠，一行人心情沉重地完成全程。當時可並不覺得自己成就了什麼。始終，人在香港，可以做的除了捐款和聲援之外並不多。之後的兩星期，在不絕的特別報告和新聞中渡過。

六月三日。那夜形勢已是一觸即發，電視上的消息都指向清場一途，大家的心情更形沉重。在那一夜，最後我並沒有堅持到底守在電視機前；一覺醒來，一切已經無可挽回。六四那一天，再一次的參加遊行，人流卻成了喪禮的行列。

半個月後，我帶著無所依靠、悲憤交雜的心情，離開香港到美國升學。可惜未竟全功，九三年回港重頭開始，營營役役至今已是十二年。

這十六年來，在外在港，我並沒有參加任何悼念活動。雖然沒有忘記，但潛意識地不想提起；無論如何，我一直沒有盡一個心存公義的人應負的責任:把記憶保存並繼續抗爭。可是，今年我會以行動悼念(雖然不是參加燭光晚會)。有此轉變，全因零三七一。

我想，說七一是八九民運的種所結的果，並不為過:沒有八九民運的先例，七一並不會因毓民一人大聲疾呼而成事。同時，七一的經驗告訴我們:如果只以成功的機會作為參與社會運動的考慮點，則基本法二十三條可能已經成為定局，言論自由滅亡。所以，我們的現在，欠八九民運很多很多。只是這點，悼念已是仍活著的我們最起碼要做的事。

註:李鵬穿西裝很常見，但穿中山裝，記憶中只此一次。